纪晓岚

    司马迁在《史记·郦生、陆贾列传》里记载了一项著名的“行为艺术”。从此可以看出“马上皇帝”对文化人的彻骨的轻慢。

　　刘邦住在高阳的一家旅店里，有位叫郦生的读书人为了博取功名,便将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；刘邦却自顾叉开双腿让两个女人洗脚。有一名骑兵泄底说：“沛公不好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辄解其冠，溲溺其中。与人言，常大骂。”

　　这就是汉高祖，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，对着文人骂娘。文化在他的眼里简直就是臭狗屎，读书人不是号称知书达理吗？刘邦这个小亭长出身的“大老粗”偏偏要奚落一番。他确信：打江山靠的是真刀真枪，耍嘴皮子屁用不顶。刘邦几乎是在对文化的自卑、对战争的自负等复杂心态中，在那个倒霉的书生帽子里撒尿的。

    两人再次见面，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刘邦硬说“未暇见儒人”——干脆就是没空。郦生则投其所好，不得不放下读书人酸文假醋的臭架子，心甘情愿将自己“矮化”成了刘邦当初那种小地痞。他谎称自己是“高阳酒徒”。结果，“沛公雪足杖矛曰：‘延客入！’”这样死气白赖地给皇帝做事，何苦呢？想必是建功立业的“宝”都押在这个“长亭小吏”身上了。不错，刘邦得天下、治天下，一天也不能缺少文人，但是，他到底还是老粗出身、更爱枪杆子；灵魂深处，他确实看不上那些斯文、酸腐的家伙；用，也是权宜之计。

    即使皇帝本人对艺术抱有好感，也扭转不了文人的命运，柳永又是一例。他是最富诗人气质的人物，做举子的时候，流连于汴京、苏杭等地的“曲坊”，常年往来于乐工歌妓之间。不想，词填得越好，名声却越臭。好容易在宋仁宗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考取了进士，皇帝身边的人却不买帐，还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。宋仁宗心动了，也感到长期混迹于勾栏茶肆的文人靠不住，毕竟朝廷用人是德第一，才第二，有没有这个填词唱曲儿的官员，与江山社稷无碍。最后，皇帝便戏谑道：“且填词去。”就这样，柳永梦寐以求的功名毁了，古典文学史上才多了一个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。

　　还有最典型的例证——纪晓岚，他是乾隆年间的进士，做过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，又是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，一本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可与《聊斋志异》媲美。民间传说把他描绘成乾隆面前博古通今的“风流才子”和说一不二的大红人儿，其实，满洲皇帝对汉臣仍然是一脸的瞧不起，多才多艺反倒增加了被蔑视的砝码。乾隆皇帝并不拿“风流才子”当宝贝儿，从一件不大的案子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 江浙学政尹会一曾上书劝谏弘历，尽量减少南巡的次数，因为“民间疾苦，怨声载道”，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。纪晓岚也在一旁帮腔，向皇帝渗透江南财力枯竭的事实，乾隆则直言不讳地正告纪昀：“我看你在文学方面有一些根基，才赏赐了一个官儿作，其实，不过是当作娼妓和戏子一样豢养罢了，你怎敢得寸进尺，妄议国家大事呢？”乾隆重复的是汉武帝说过的话，《资治通鉴》对帝王“蓄倡优”的出处有明确记载。

　　乾隆“蓄倡优”与谋臣“论国事”的距离是多么遥远，角色的认同是多么格格不入。的确，“宦海沉浮，非书生所宜。”（古罗马有明文规定，奴隶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，每年定期接受一百鞭挞，为的是提醒这帮奴隶，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中国文人的痛苦正是，沉湎于君主的“礼贤下士”、幻想着个人的建功立业，结果总是摸不透东家的好恶、看不出主人的眉眼高低，坐冷板凳、吃闭门羹，到头来，仕途惨淡，诗词歌赋却堪与青山共久留。不过，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，得失相抵,倒也公平合理。